摘要：目前，华宝新能旗下产品销量超300万台，已覆盖全球超 30 个国家和地区。 ...
今年11月15日，就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举行前，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此外，12月10日，COP28首次专门用1天的时间讨论减少粮食和农业相关排放量的方法。或许减少食物排放最具争议的方面与饮食有关。
但同时，研究人员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基本未得到解决的排放源之一，粮食系统在减排方面确实做得还不够，这涉及一些艰难的政治决定。研究人员估计，2015年，这些排放中约有70%来自农业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比如砍伐树木并将土地用作农田。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研究员Lim Li Ching说：这至少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承诺，我们需要将粮食系统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纳入国家气候承诺的修订中。然而，Li Ching指出，这种做法可能不太重视环境影响。该团队估计，将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半可以减少粮食系统约1/4的温室气体排放。
肉类、乳制品和其他动物产品比水果和蔬菜等其他食物产生的排放更多。但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们的饮食方式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们要构建新型的能源体系和新型的电力系统，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可能是更加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不仅仅是发展太阳能光伏或者风能，这个系统包括电网的改造，要变成一个智能电网，要增加储能，因为可再生能源本身是间歇性的，不可能持续发电，所以需要有更大的储能，现在储能没有跟上来之前，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像煤电和其他电源做补充，来保证能源安全。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要想实现这种可能的情景，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从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来看，盘点应该是一个特别科学客观的过程。那么根据国际协议，中国每五年也应该去更新自己的NDC(国家自主贡献)，在未来的五年、到2025年，中国仍然要更新，所以它是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不是由于其他压力，特别是要根据这次的全球盘点来考虑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怎么去更新。要从这么一个全球的层面的差距落实到现有的行动上、现有的路线图上，再落实到各个国家，实际上中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这两天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化石能源。我们需要画出一条比较好的路线图，需要逐步地转变。
这样就能照顾到依赖重要的化石能源的生产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些国家的需求。中国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南南合作，通过绿色的一带一路建设，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损失损害的问题。比如，在阿联酋，中国在这儿建设的光热电站是全球最大的光热电站。过去两周多的谈判中，重点议题有哪些?谈判最困难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记者采访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比如说，我们现在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未来存在50%的可能全球会增温1.5度，大概还有五千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也就是说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有可能就是升温达到1.5度，但是它是50%的可能性。问：上一届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启动了公正能源转型工作方案。所以它更多的是建立在路线图或者情景设计、曲线设计上，而并不是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行动，基本上都还是模型测算。从《巴黎协定》开始，我们基本上减排是采取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各个国家利用它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而不是像过去是自上而下的。
假如说真正说达到了1.5度，或者比2度还高，甚至达到3度，我们采取的措施就不光是减缓，同样还要适应，所以减缓跟适应应该并重。第一，它主要还是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它是我们现有的最佳的科学best available science，它是科学共同体在现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所以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能力来推进。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现在全球盘点的文本还不是很理想，只是一堆愿望清单，而且很多都是故作姿态、纸上谈兵。
那么在您看来，联合国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它的意义在哪里?王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全球性挑战就必须大家一起来努力，没有这么一个框架，没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就不会在一起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我们共同的未来。在上个月刚刚通过的中美之间阳光之乡(Sunnylands Statement)合作协议当中也有两处明确提到化石能源，一是要加快煤、油和气发电的替代，不是全部的替代，只是说用煤油气发电的层面要减少，没有涉及到煤化工、石油化工作为材料的运用，因为材料运用可以把这些碳直接变到材料里来，就把碳固定下来了。能力、标准、人民的认识能力都不足，特别是在消费这个层面，发达国家的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可能已经进入一个消费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从一个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从技术来讲也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大概有一半的技术还都不成熟。我们希望损失损害基金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资助。我们必须要在雄心、目标跟务实行动当中去实现一种平衡。
但是中国不为基金出钱并不是说就不做工作了。要达到现代化水平的话，得有大概5吨左右的标准煤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要新增大概1吨多标准煤，又想通过可再生能源的方式获得这1吨多标准煤，而可再生能源本身能量密度是比较低的，需要一个新的体系来运转。
但是呢，只有短短的六年的时间，那么在这六年当中，我们采取行动的力度得有多大，才能扭转乾坤呢?王毅：我刚才说情景的研究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要有更多的资金来介入，要有更多的技术、创新，要更好地提高能力。问：这次气候大会开幕的第一天，成功地就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了协议。
所以不一定是齐步走，有些城市可能要晚点达峰。所以转型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商业模式、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更好的资金的匹配，也同样要有更好的管理措施。
刚才我们说到发达发达国家提供一千亿美元资金，一定要解决，还要考虑2025年之后的捐资方式，要使更多的公共资金纳入进来。同样是存在很多的挑战，而且挑战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已经达峰了，通过调整可以解决。这是公正转型本身的一个含义。同时我们要防止出现所谓碳冲锋，也要防止一刀切，要全国一盘棋，要先立后破，没有先建立好一个替代系统怎么可能都要退出去呢?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终端用能要电气化，发电端也要使化石能源不断减少，甚至将来退出来。当然，现在这些对损失损害基金承诺的资金说实话还是太少了，才几亿，只是比较早期的捐款，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
问：中国在2020年更新和强化了2015年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是一个概率的判断，也是对目前趋势的基本判断。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我们都做了很多具体的项目。中国在上一次大会当中也是倡议这么做的，而且主动去推动这一工作。
这是每五年进行一次，所以这也是《巴黎协定》实施以来第一次进行全球盘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理说是没有出资的义务的。这种分配往下走的话就很难走下去。中国一旦说出来，目标就一定要实现，这是第一点。
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它的技术遗留的问题会相对少一些。目前这个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发现，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到现在进行的种种谈判，好像进展总是很困难，落实往往我们也不得而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呢?王毅：因为全球盘点也是由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衔的科学家和官员在现有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圆桌会谈和世界咖啡馆的方式，一起就行动跟目标之间存在哪些差距达成一个相对的共识。
但是资金的责任跟义务是公约和《巴黎协定》的一些基本要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系统的方式来推进。
